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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學的主要趨勢(1978-2018)

發布時間:2019-04-0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北京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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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得以恢復。在近四十年的發展中,中國政治學取得了長足進步,并呈現出從理論譯介到本土研究、從意識形態到政治科學、從規范研究到經驗研究、從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從單一學科到交叉學科、從政治制度到政治行為、從階級統治到國家治理等演變趨勢。中國政治學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嚴重的瓶頸性制約。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需要政治學的繁榮。政治學的繁榮進步,亟待提高中國政治學的知識化、專業化、學術化和全球化程度。

  關 鍵 詞:政治學;中國政治學;政治制度;政治行為;國家治理

  作者簡介:俞可平,男,浙江諸暨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北京 100871

  本文在簡要回顧中國政治學恢復以來的發展歷程之后,將著重論述中國政治學在過去近四十年時間內演化發展的若干重要趨勢。最后,本文將通過概括目前關于“中國政治學向何處去”的幾個典型爭論,分析制約中國政治學繁榮進步的某些瓶頸,并就如何破解這些瓶頸提出自己的主張。

  引論:中國政治學的曲折發展

  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學,在我國產生于清末民初,北京大學是中國近代政治學的發源地。據考證,“1899年9月京師大學堂政治專門講堂的設立,是北京大學政治系的前身或最早的學科淵源和組織淵源”。1902年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制定了一個“分科大學專業設置”,指出“政治科第一,政治科下設二目,一曰政治學二曰法律學”。這是中國最早的政治學課程設置。1904年,北京大學開設“政治學門”,1910年政治學門首次單獨招生,從而,“北京大學完成了政治學學科體系的獨立建制”①。繼北京大學率先開設政治學科之后,國內其他重要的綜合性大學也紛紛效仿。到1948年為止,在當時全國的一百余所大學中,已有四十多所大學設立了政治學系,培養政治學專門人才。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開始照搬蘇聯的模式,政治學被當作是“偽科學”,被馬列主義理論所替代。1952年,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大學中的政治學系被正式取消。從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這一漫長的時期中,雖在少數大學里短暫有過“政治學系”或“國際政治系”的設置,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科學已不復存在。從此以后,政治學在中國學術領域中消失了近三十年。政治學在我國再次振興,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情。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術界長期禁錮的思想得以解放,一些理論工作者開始呼吁加強對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研究,加強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的研究。順應廣大知識分子的這種迫切要求,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明確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需要趕快補課。”③從此后,政治學在中國重新恢復,并得以迅速發展。

  政治學恢復近四十年來,已經成為我國的基礎社會科學門類之一,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概括地說,新時期中國政治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學科設置方面,政治學作為基礎學科的地位已得到確立,被編入國家的一級學科目錄。第二,在機構設置方面,從中央到地方,相繼設立了許多綜合性的或專門性的政治學研究機構。第三,在政治學專業人才培養方面,從1981年起開始招收政治學專業的本科生,1983年起招收碩士生,198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經形成一個由學士、碩士、博士和博士后組成的完整政治學人才培養體系。第四,在科學化方面,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比較明確,政治學獨有的概念系統和方法論系統初步形成,專業化程度明顯提高。第五,在應用研究方面,政治學者開始積極地參與各級政府的對策研究,更多地承擔黨政職能部門委托的課題研究,成為決策咨詢系統的重要成員。第六,在國際交流方面,政治學基本上已經完成從敏感學科向常規學科的轉變,全方位對外開放,包括邀請國外政治學者來華講學、國內政治學者到國外訪問和參加國際會議、海內外學者合作從事政治學研究、國內外大學聯合培養政治學研究生等。最后,政治學的學術共同體開始形成,“中國政治學會”等專業學術團體相繼建立,各種政治學專業論壇、專業期刊和同人組織大量出現。

  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中,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最為緊密,政治學理論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系也最為直接。一方面,政治學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政治學的發展必須遵循現實政治的邏輯,也必然受到現實政治的制約。另一方面,政治學是一門獨立的科學,它有自己的學術邏輯,政治學的發展必須遵循學術發展的規律,與現實政治保持適當的距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正是在政治邏輯和學術邏輯的雙重變奏中曲折地向前發展。在近四十年的發展軌跡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七個重要的演進趨勢。

  一、從理論譯介到本土研究

  作為一門獨立科學的政治學在我國的產生與發展,肇始于譯介西方近代政治學著作。清末的一些維新之士,出于當時政治現實的需要,紛紛從西方政治學中尋找其政治改良的理論依據,在譯介西方政治學著作的同時,開始對政治學進行獨立的研究和教學。盧梭的《民約論》、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學名著在清末被譯傳到中國。有人統計,在1901年到1904年的四年間,中國翻譯出版的西方政治學著作多達66種。歷史的邏輯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和發展,首先也是從譯介國外政治學理論開始的。中國政治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自1980年起陸續編印《政治學參考資料》,主要介紹國外的政治學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蘇聯東歐地區和西方發達國家中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和理論,紛紛被譯介到國內。“我國政治學恢復之初,國內學者首先研究和介紹了國外有關闡明政治學的對象、范圍、任務、理論、方法等政治學原理的論述,曾先后將美、蘇、日、德等七個國家有關論著介紹給國內讀者,這對我國開展政治學研究工作是很有參考價值的。”④一些出版社推出大型的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翻譯叢書,有計劃、成規模地翻譯介紹國外的政治學著作。例如,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學術思潮譯叢》,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學叢書》、華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庫》等。此外,許多社會科學的期刊也開設專欄,介紹國外政治學的最新進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曾在原先《政治學參考資料》的基礎上,正式編輯出版《國外政治學》的專門期刊⑤。

  與蘇聯東歐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體制相比,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政治發展走上了一條極不相同的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經風靡于世的國外政治學理論,往往也很難解釋和預測中國的政治現象和政治發展。許多中國政治學者很快就認識到,原封不動地照搬國外的政治理論,不僅無助于解釋中國特色的政治現實,而且也會阻礙中國政治學的進步與發展。一些中國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就開始提出“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的訴求,到了21世紀初,“本土化”便成為中國政治學界最強有力的聲音之一。盡管對“本土化”的理解不盡相同,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命題包含著以下三個方面的意義。其一,承認國外政治學理論的普遍價值,但要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實情況來引進和運用國外的政治學理論,使之具有更強的適用性和解釋能力。例如,有的學者指出:“本土化”問題在不同領域與不同學科之中仍具爭議,其內涵與話語選擇也因學科領域不同而有差異。對于中國政治學而言,西方的政治學理論無疑具有學術的前沿性,參照和借鑒西方的前沿性學術是推動中國現代政治學理論建構的重要環節。但是,這種參照和借鑒必須以“本土化”為歸宿,以中國的本土特色來應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論體系⑥。其二,從中國的具體政治現實出發,借鑒國外的政治學理論和方法,建構我們自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有些學者將前者稱為“理論是西方的,資料是本國的”,將后者稱為“理論本土化”,即建構“中國特色”的政治理論⑦。其三,立足中國的政治現實,建構“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政治學理論和話語體系,并以此去拒斥和抗衡西方的政治學。

  在最近這些年中,這種用以抗衡西方政治理論的“中國特色政治學”或“中國氣派政治學”無疑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的主旋律。在過去的近四十年中,中國的政治學,從譯介國外政治學理論,尤其是西方政治學理論,到強調政治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再到以“中國特色的政治學”去拒斥西方政治學理論。這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呢?這當然有國外政治學本身的內在不足,以及不足以完全解釋中國政治等學術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顯然是政治性的。這就是擔憂“中國政治學的話語權”被西方學者或親西方學者把持,擔憂中國學者失去自己對政治學話語的主導權,進而導致西方的政治價值觀和政治理念沖擊中國的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例如,有些學者痛心疾首地指出:“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并不是簡單的西方政治范式在中國問題上的運用,而是基于兩個基本問題的創造性思考與重建:一是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問題的立足點是否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觀點一致;二是我們是否以獨特的視角創造了新理論、新理念、新思想、新觀點、新體系,來構建適應性的核心政治價值觀。”在這些學者看來,西方政治學的盛行與盲目崇拜引起了本土政治和學術話語權的喪失;對西方外文文獻的過分推崇所表現的本土研究自主性的缺失;盲目的學術對外交流加劇了本土學術話語的迷失。“近年來,隨著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熏陶并接受西方政治學學術訓練的大量學者的回歸,西方經典及最新發展的政治學譯著引介和學術交流的頻繁,大多數學者對西方政治學耳熟能詳,以致形成這樣一種學術氣象,西方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無形中成為學術的主流話語,甚至‘言必稱希臘’,由于缺乏應有的批評和本土化的創新意識,學術研究只能重復西方的思考方式及政治學問題,從而失去了本土的政治和學術話語權。”⑧

作者:俞可平     責任編輯:吳桂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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